（制图：南方日报）

广州，这座2000多年从未关闭的南大门，使粤人尽得风气之先，也铸就了璀璨多姿的岭南文化。细心观察广东人的衣食住行，都不难发现异域之风深深浸染的痕迹：

精美绝伦的牙雕、广彩等岭南非遗起初从何习得？广东人爱吃的“占米”又与海上贸易有何渊源？充满各种洋气语汇的粤音粤调到底如何成型？散布在广州旧城的有趣地名背后，蕴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？世界三大宗教不约而同选择广州作为来华传教的根据地，究竟又有何玄机？

带着种种疑问，记者向多路专家学者进行寻访，试图从中解码广东文化背后的独特基因。所有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切指向同一个答案：海上丝绸之路。而在这些舶来事物的身上，东西文明对话的故事才刚刚展开。

●南方日报海丝采访组/本版主笔 杨逸 钟啸 实习生 葛藤青

番薯、占米都是舶来品种

今年4月，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”上，一批外销广彩瓷器的登场，博得市民的阵阵掌声。记者观察到，在其中一件乾隆年间的广彩瓷壶上，西洋半裸浴女正气定神闲地准备沐足，其画风之大胆、开放令人咋舌。馆方还同场展出了多件欧洲王室的徽章瓷。历史的釉光里，仍旧闪耀着海上丝路的辉煌

谁能想到，捧在手中的一碗饭，背后也会有着翻山越岭、漂洋过海的传奇故事？

正所谓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在素以“食在广州”名扬天下的广东人心里，“食”更是有着不一般的分量。然而，自古以来，广东就是全国有名的缺粮大省。面对人口的日益增长，智慧的广东人是如何解决粮食危机的呢？

为了追寻问题的答案，记者找到了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。他为记者翻开了尘封的历史资料：从宋代起，就有占城稻从越南引进广东的记载。占城稻因其耐旱、适应性强、生长周期短而广受欢迎，渐渐成为日后广东人饭碗里脍炙人口的“占米”。

到了明代，广东人更是漂洋过海，寻找新作物以解燃眉之急。多产易种的番薯，很快就受到粤人的青睐。根据方志记载，高州人林怀兰曾将番薯“自外洋挟其种回国”，东莞也留下陈益将番薯成功“种播天南”的传说。“番薯清初开始从闽粤沿海传遍全国，为清代中叶的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物质保证。”司徒尚纪补充道。

司徒尚纪还解开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与广东粮食危机更深层的联系：由于受到海外市场的刺激，广东越来越多地区改种桑、茶、甘蔗等经济作物，大量农田甚至出现了“废稻树桑”、“废田筑塘”的奇特景观，这都深刻改变了广东的农业结构。

海上贸易也对广东手工业的发展，带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。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俊华表示，以“三雕一绣一彩”为代表的岭南非遗，背后都与舶来文化有着密切关联。“比如，广彩工艺就来自西方的‘金胎烧珐琅’，经本地工匠改良后应用到白瓷胎上。”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白芳博士介绍，外销瓷的商品图样多由国外买家提供，大量异域风格的艺术元素也随之移植到本地手工艺品中来。

如今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帆影已经渐行渐远，但这些岭南非遗的瑰宝，仍在南粤巧匠的手中熠熠生辉。

地名俗语犹记千年商贸遗珍

在广东人的俗语里，“水”就是“财富”的象征。穿城而过的悠悠珠水，为广州带来了经济的繁荣，也留下了千千万万异邦旅人的足迹。记者与专家一路走访，在广州旧城的横街窄巷里，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路名：光塔路、朝天路、玛瑙巷……细心的路人还能从中窥见，那些时光无法洗刷的海贸遗迹

或许你也没有想到，“珠江”的得名，同样源于对外交往的一段传奇。

相传南越王赵佗藏有一颗“镇国之宝”，名为“阳燧珠”。赵佗去世后，成为陪葬品的阳燧珠从此不知所踪。直到南朝，一位名为崔炜的读书人得到了这枚宝珠。消息传出后，很快就引起了波斯商人的觊觎。波斯商人向崔炜高价买走了这颗宝珠，准备扬帆回国。刚启航，波斯商人正要拿出宝珠赏玩，不料江上狂风大作，宝珠亦化作一道白光，沉入江中，变成江心一座巨石，永留此间。

自此，人们便将这条江水称为“珠江”，宝珠所化之石则命名为“海珠石”，位于今天广州沿江西路一带。邻近的海珠桥、海珠广场、海珠路均以此得名。

民间传说虽无从稽考，但海上丝路的繁荣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州城的肌理，尤其是大量外国侨民在广州留下的“蕃坊”奇迹。“蕃坊”自唐代始设，盛期侨民竟达20万之多。

记者按图索骥，漫步在昔日的“蕃坊”故址，试图寻索外国侨民在广州留下的“海丝”遗踪。尽管留下的建筑实物不多，司徒尚纪却为记者列出了一串长长的地名：“光塔路”原名“大食巷”，是阿拉伯人的聚居地；“诗书路”得名于“狮子国”斯里兰卡；“朝天路”则源于穆斯林的“朝天房”；“仙邻巷”是阿拉伯语“中国”的音译；“玛瑙巷”是波斯人、阿拉伯人买卖珠宝之地……

“除地名外，不少外语借词也留在了广州话的方言词汇里。”司徒尚纪举例，“邋遢（肮脏）”、“巴闭（嚣张）”就是唐宋时期中东、南亚商人遗留的印记。进入19世纪后，英语为主的西方借词对粤语的影响更为突出。“士的（拐杖）”、“燕梳（保险）”、“荷兰水（汽水）”、“红毛泥（水泥）”……全方位记录了“西风东渐”大潮之下，广东人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出现的变迁。

“这些借词都反映出广东人率先接受的新鲜事物或先进观念。与这些舶来品或思想的接触，大大拓宽了广东人的视野，让岭南文化变得更为开放和兼容。”广东省政府参事、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总结道。

传教士都将广州视作来华首站

位于广州老城的光孝寺，仍像当年那样宝殿巍峨，古木森森。站在光孝寺门前的广场上，飒飒清风拂面而来。如果不是民俗专家的提醒，记者还难以联想到：这里竟是禅宗六祖慧能受戒之处。著名的“风幡论辩”，就在此间开展。遥望寺内的风幡阁，激荡千年的思想碰撞仍在发出久远的回声

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画卷里，广州堪称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为了寻找海外先贤来华的行踪，记者在广府民俗学者饶原生的引领下，在广州华林寺附近找到了一块刻有“西来古岸”的石碑。这里相传就是禅宗来华的“西来初地”：南朝梁普通年间，为弘扬佛法，来自天竺的达摩禅师不惜远渡重洋，在下九路一带登岸。想当年，这里还是一片浪涛喧哗的古海岸。

“不过，广州最古老的佛教遗迹还不是这里，而是光孝寺。”饶原生话锋一转：“粤语有谚：‘未有羊城，先有光孝’。可见它在广东人心中的分量。”这里的古刹钟声，早在达摩东渡前已经响彻羊城上空数百年。佛教“四大译经家”之一真谛，就在这里翻译大量佛学经典，使广州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。

无独有偶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将广州作为来华首站，派出的传教士都是“重量级”人物。唐武德年间，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率先差遣大弟子艾比•宛葛素来华传教，在广州捐资建成怀圣寺。远在泰西的天主教也在晚明派出耶稣会创始人之一圣方济各•沙勿略来华叩关。位于上川岛的沙勿略墓园，就留下了他传教之路的最后脚踪。

穆罕默德曾有名言：“学问虽远在中国，亦当求之。”传教活动背后包含着对文化交往的更深渴求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被誉为“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”。他为中国传来了西方天文、数学、地理等先进科技知识，同时也将中国典籍介绍给西方。

“在利玛窦带来的各种器物中，《坤舆万国全图》的贡献尤为卓著。”司徒尚纪表示，过去国人深受“天圆地方”思想束缚，致使郑和下西洋到了非洲东海岸就浅尝辄止。《坤舆万国全图》却让广东人率先见识到地球的真貌，也激起了他们与世界交往的探险精神。

“‘海上丝绸之路’的长期对外交往，带给广东人独立、务实、重商的精神，也让广东人最早接受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思想。”谭元亨认为，正是由于这种“海丝文化”的基因，让近代科学得以在广东迅速落地生根，培养出邹伯奇、詹天佑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与技术人才。随着近代史的篇章翻开，勇立潮头的广东人在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大舞台上，发挥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物证

利玛窦像

现存华人绘制的第一幅油画，是明代由广东人游文辉所创作的《利玛窦像》。这幅作品记录了“泰西儒士”利玛窦的真容，现藏于博内考斯宫市立美术馆，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见证。广东是中国最早接触油画的地区之一。清代初期，广东著名诗人陈恭尹看到这些精美绝伦的西洋画作品，曾情不自禁地赋诗《题西洋画》一首，称赞“西番画法异常伦”、“偏于无墨处传神”，这也是中国文人关注西洋画的最早记载。

西洋菜

“西洋菜”恐怕是全中国名字最“洋气”的一个菜种。这种蔬菜也确实来自西洋。它的正式学名为“豆瓣菜”，又称为“水蔊菜”，广东人认为有清热、润肺、止咳的食疗效用，因而常常见诸粤菜之中。作家叶灵凤《香港方物志》介绍，广东人习惯称葡萄牙为“西洋”，香港的西洋菜首先移植自澳门，因而得名。百年之前，香港九龙一带就已西洋菜田密布，至今旺角仍留下了“西洋菜街”的路名。

访古思今

“海丝”馈赠

岭南人底气与自信

每当我们说起广东人的精神特质时，“开放”、“包容”、“务实”、“创新”似乎已成为普遍的共识。每一种精神特质，几乎都根植于广州作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千年不衰通商古港的底气。长期的商贸往来，使广东人在兼蓄并包的风气里，培养出独立自信的意识。知己知彼，方能不卑不亢。即使在充满屈辱的百年近代史里，广东人仍能大胆提出“以夷制夷”、“中体西用”、“商战救国”等口号，充分显示出粤人敢于融入“海洋文明”的魄力。

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广东的海洋文明有了新的开端，广东人的精神特质也表现出更深意义：一方面，广东继续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，向内地辐射海洋文化的先进观念；另一方面，广东也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与内陆进行区域合作。从粤港澳的“大珠三角”到“9+2”的“泛珠三角”，就反映了这一思路。独立自信的海洋文化意识，取代了狭隘的地域观念，广东人正以更深入的步伐展示“海丝”精神的魅力。

口述

广州是西方先进技术入华的桥头堡

口述人：梁承邺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原所长

千年不衰的对外通商口岸，不仅为广东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瑰宝，也使广东成为“西风东渐”的“桥头堡”。不少来自西方的先进科技发明，都从这里开始发扬光大。19世纪初在此发端的一项医学发明，最终还拯救了神州大地亿兆黎民的性命。这就是牛痘术。

众所周知，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，所及之处，往往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命伤亡。面对天花的淫威，人类长期束手无策。直到1796年，英国乡村医生琴纳实验证明，接种牛痘能从根本上有效预防天花，而且将接种风险降到最低。这对长年生活在天花阴影下的中国人来说，无疑是一个福音。

1805年，英国医生皮尔逊也将这一福音带来中国。他率先在华人身上试种牛痘，编订了中国最早的牛痘术专著——《种痘奇书》。“在种痘技术的推广上，十三行商人功不可没。这本《种痘奇书》就由十三行商人组织翻译并刊行于世。”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原所长梁承邺介绍道。

梁承邺是十三行商人、“天宝行”创始人梁经国的后人。当年，“天宝行”也曾投身到这一事业中。第一批由行商郑崇谦雇募学习牛痘术的中医师，就包括天宝行的梁国炽。另一位先驱邱熺更是以身试痘，并将其试验在亲戚朋友身上，“无不验者”，坚定了同道们传播牛痘术的决心。

1810年，伍秉鉴、潘有度、卢观恒、郑崇谦等人在十三行会馆合资开设“牛痘局”，为民众提供免费的种痘服务。梁承邺介绍，在行商们的影响下，北方各地纷纷派员前往广东学习，“牛痘局”在全国一时遍地开花，甚至波及日本。广东因而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名副其实的牛痘推广中心。

梁承邺表示，由于十三行行商懂得外语，实际上也就担当了清廷外事工作的代言人。传教士要进入中国也必须先与十三行打交道：著名画家郎世宁就是十三行商人向朝廷引荐的，美国医学博士伯驾也在当时行商伍秉鉴的支持下，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西医院。

“可以说，以十三行为代表粤商是近代西方近代科学、艺术、经济，乃至民主思想的最早接触者。他们在‘一口通商’的特殊环境下仍使广州保持着对外开放的活力。”梁承邺总结道。

来源：南方日报